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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轮船上拍到的日出,金色的朝霞映红了海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【原创】我的故事-第二部(11)  

2010-12-20 07:53:38|  分类: 我的故事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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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我在广播站的日子里 -2   

回顾当广播员的日子,是我人生中一段辉煌的历史,也是我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,有荣光也有屈辱,有收获也有遗憾。那一段非寻常的日子,在我的人生旅途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最值得深思的是,公社广播员这个美好而阳光的名称,是多少人向往和梦寐以求的好工作。原来我也是这么认为,如果不是这么认为,当初我为什么会选择当广播员而不去当售货员呢?可实际工作中却恰恰相反,它是笑者的天堂,哭者的地狱。而且笑者笑的是那么灿烂,哭者却是越来越悲惨。在我当广播员的三年里,从来就没有感受到过自己多么荣光,多么幸福,因为谁没有亲自体验过经历过,谁就感受不到其中的苦涩与无奈。就像毛主席说过的:要想知道桃子的味道,就要亲口尝一尝。

 虽然那一段人生道路不怎么平坦,但是我也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,我不再那么天真无知了,特别是我懂得了如何处事,如何不畏艰难而积极向上,如何在上下级之间左右逢源,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写作水平。在广播站的日子里,我接触过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典型人物,比如公社大院里各部门的管理干部,社直各机关的工作人员,农村的基层干部和淳朴的老百姓等等,从上到下什么样性格什么样脾气的人都有。就说我的广播室吧(也是我的卧室),整天家没有断过人,用句土语方言来形容,简直就是大车店,本村的乡亲和各村的干部只要到公社办事、开会都会到我的屋子里打站、落脚,公社大院里的干部也是常到我的屋子里玩。一把手更是天天到广播室里下通知,原则上中央新闻联播的时候不能中断,可是我们的大老粗书记不听这一套,进屋就坐在扩音机前,让我给他调试到能讲话的按钮上,不是开广播会就是下通知。我告诉他上级广播站有指示,要求我们对中央台的新闻联播不能中断,可是书记不但不听,反而还会生气。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后悔,随便他咋样就咋样呗,当初我怎么就那么傻,我真是太认真了。

随着工作的全面进展,接触的人越来越多,我的社会知识懂得也多了,我学到了纯朴人们的诚实和质朴。同时也看到了权威的势力之强大,懂得了怎样做事才能够在社会上生存。也尝试了工作太认真吃尽的苦头。这一切都成为了我人生的宝贵财富。那年代那时期,不管你有多少知识,多高的文化水平,你不是根红苗正也不会得烟抽,就是清华毕业的高才生也不如一个大字都不识的大老粗有权威,有地位。

在我当广播员的日子里,我成了公社大院里的勤杂工。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会相信,可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,我之所以今天写出来,就是要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。了解当时的那个社会。了解我那一段既辉煌又卑贱的历史。下面就是我当广播员时常做的几件事:

1、扫地、擦灯罩:“国民党税多,共产党会多”,这是老百姓过去流传的一句话,那时候公社大院里有十几个国家干部:公社书记—葛金起;副书记—吕俊元;政工员—金海池;武装部长—陈秀芝;文教干部孙占雨、郭振廷(郭振廷是挂牌的,没有权力,原因是他老婆家是地主富农);治保主任—吴同华;秘书—李新春;妇女主任—李玲珍;农业科技员—王一明等10名国家干部。水利协助员—何印起(临时工);农业科技协助员—史书文(临时工)和张丰年(临时工);后来又调来了一位叫闫殿恒的国家干部,具体管什么我记不太清了,可能是管理治安方面的。还有信用社的三名职员—曹树义;赵有森;张政敏。另外还有两名打零杂的一个叫王树林,一个叫王克忠。

公社内部的会议差不多天天有,公社各部门领导干部给各大队的会议接连不断,每次开会,都是我打扫会议室,给领导准备暖瓶和水杯,那时候没有电灯,用的是带灯罩的煤油灯;每次开会前,我就得把灯罩擦亮,擦灯罩可不好擦了,我的手本来就小,手指够不到深处,擦起来很费劲,虽然活不累,可是我最怕大老粗书记的大嗓门喊我,我的心就没有完全放松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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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70年代我每天都擦的的煤油灯  (来自网络)

 2、拉水:那时候没有自来水,公社大院里20来人的饮水、用水都靠用水车拉,所说的水车就是在一个像小拉车一样的车架上,放上一个大水桶,那一个大水桶能盛14桶水(用扁担挑水的水桶),每一次拉水都少不了我。开始的时候东海大哥叫我去拉水,我都不理解,用带有疑问的眼光瞅着他,好像是在问他,怎么会让我去拉水……东海哥告诉我说:我们的身份不能和人家领导干部比,领导们工作忙,拉水这活咱们应该抢着干……所以我就成了公社大院不可缺少的拉水人。拉水其实不费力,每次拉水至少也有3—4人一起去。推着的赶着的,说说笑笑一点也不累,累的是从井里往上提水。那水井水位不算深,井口是圆的,井台是用砖砌的,用井绳拴上钩子挂住水桶向下延伸,胆子小的根本就敢凑跟前,因为我从小就替父亲挑水,干这活是轻车熟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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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当广播员时,类似公社大院里的拉水车(来自网络)

3、 生炉火:我们那时候吃食堂,所有的社直机关部门的人都在一个食堂吃饭,我们离食堂很远,公社大院里有一个用砖砌的大煤火炉子,院里的人们喝水就靠这个炉子烧,主要是给每个领导的暖壶灌水,有的领导不愿去食堂吃饭,就在煤火炉子上做小吃,我和李秘书做饭最多。这个炉子很大,填煤看火是我和李秘书的事,稍微看不到火就灭了,李秘书就会招呼我赶快生火。

李秘书是个白头发老头,人很随和,脾气特别好,整天乐乐呵呵,他是公社大院里对我最好的人,还有一个叫郭振廷的对我也很好,郭振廷怀才不遇,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得不到重用,每天和我发牢骚。原因是他老婆家成分高,郭振廷经常和我下军棋打发时间,想想我们下军棋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。

4、扫雪:我最怕老天爷下雪,可是越怕下雪雪不请自来,而且都很大。每次下雪天,公社书记起得很早,起来后第一个先敲我的门(公社书记是个大老粗,没文化,嗓门大),大声喊着:小珍,赶快起来扫雪,然后再挨门叫其他人。在这个院子里数我年纪小,所以我就得赶快起来,不是铁锹就是扫帚,赶紧扫雪。扫完雪,就忙着看炉子。把炉火生的旺点。记忆中有一次下的雪比较大。早晨还没起来,书记老葛就“嗷嗷”地叫着,喊着,都快起来扫雪啦……,我不敢怠慢,急忙穿好衣服,赶紧拿起扫把,嘴里哈着白气,一下又一下的扫着那雪白的雪,那光景倒也惬意。 

说起扫雪,其实人人都有责,可是那么被动的扫雪,我的心里很不平衡,我想,就是书记你不喊我,我也会主动起来扫雪的,你公社书记为什么每次都先敲我的门呢,难道我是你雇来的佣人吗?我感觉我的人格受到了歧视。伤害了我的自尊。

故事写到这里,越写越心酸,那个时候虽然我年纪小,我也有自尊啊,我也懂得什么是屈辱,什么是荣光啊。再仔细想想,我们中国从古至今社会地位卑微的人不都是这样吗?再看看现在的人们,为了生存,为了那点生活费,想找一份在单位端茶倒水的工作还找不到呢,想到这我的心里稍微平衡了些,我倒觉得年轻时受苦受难也是一种收获,把受过的苦看成是生活的磨练,这些也许苦不堪言,但正是这些屈辱使我折射出了光芒,储备了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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